4月26日,国家环境部宣教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两天的“公众参与国际研讨会”。头一天,韦东英坐了一晚上的硬座到了北京,应邀与会。
这个入选2004年度杭州“十大平民英雄”的农妇,带来了两瓶钱塘江的水,想找人帮助化验一下,因为3月份有份报纸刊登消息说,钱塘江有个地方的水质已经是“国家一类水”,她不太相信;本来她还想带两条钱塘江的鱼来化
验,她的丈夫邵关通是个渔民,有些担心,怕化验之后的结果不够好,钱塘江的鱼名声坏了,那钱塘江的渔民就麻烦了。“现在鱼很少,渔民们辛苦打上来一点鱼,拿到市场要是卖不掉,到时候都到我家要吃的,我怎么办啊?”
她还带来了一句口头禅:“有什么用啊?搞环保有什么用啊。我都不想搞下去了。”
4月23日,我在她家采访时,她也一直说着这句话。当时她还说:“去北京有什么用?我都不想去了,坐火车怪累的,我最近腰老是疼。”可她还是来了,而且把她的“环保日记”第二本和第三本,交给了环保组织“绿家园志愿者”,准备整理后出版。显然,她像所有环保人士一样,仍旧怀着希望。
■她只上到初中,2003年底,她拿起笔,坚持写了5年多的“抗污日记”
韦东英是广西柳州融安县人,1991年经人介绍嫁到了杭州萧山南阳镇的坞里村。她的丈夫邵关通,种过菜,开过拖拉机,打过鱼,一个农民能干的活,几乎都干过。这几年,一般都是邵关通打鱼,韦东英卖鱼。两人感情非常好,有一个儿子,今年上高一。
1997年开始,村里的地陆续被“放弃”,要办成南阳化工园区,这是浙江省最早的乡镇级工业园区,各种各样的工厂进驻坞里村,然后,空气被污染,水被污染,土壤被污染……
2003年底,邵关通觉得应当举报,可他不识字,于是韦东英说,我来写吧。她找来一个小的笔记本,开始记录村庄里发生的故事。“我小学的时候,其他的学得不怎么好,就是拼音学得好。后来父亲要我继续上学,我不想好好上,就说,现在认那么多字有什么用?反正我会拼音,以后碰上什么字,一拼就知道了。”
2004年,有个叫干海峰的人,才25岁,结婚几个月。患肿膈癌不到十个月,死了,抛下了新婚妻子和年迈的双亲。死前,他紧紧拉着韦东英的手:“嫂子啊,我看来是不行了,你站出来为大家说话吧!”韦东英跑到江边,呆呆地望着曾经清澈见底的钱塘江。
“我从胡阿条媳妇那里借来照相机,到南阳开发区的污染厂排污口拍照,往江城路这里到大展生化旁的沟里,有红色的污水往沟里排。”韦东英在2004年3月31日的日记里,这样写道。
韦东英想要弄清楚是什么东西流入了江里,把那么多鱼都毒死了。“还有,假如我要死了,我一定要别的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。”她开始收集水样,各种各样的瓶子,装着各种各样颜色的水,“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,哪家的,什么日期的水。光白天去不行,夜里也要去查看,他们都在夜里偷排。”
如今,有人捐赠给她一个数码相机,她自己又掏钱买了台电脑,只是还不太会上网。几年来的照片洗出来后,装在一个袋子里。只要精心地整理出来,就能看出几年来环境变化的脉络。
比记日记、拍照片更多的,是她不停地举报,给各个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打电话。“他们都被我烦死了”。正是她坚持不懈地“告状”,才不断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,而她也被评为2004年度杭州的“十大平民英雄”。“有时候想一想挺有趣的,我一个广西来的人,成天关注浙江的环保,关注钱塘江的污染问题。现在我们旁边有些人,看到了污染,不去找环保局,不去打污染举报热线,而是跑来找我,告诉我各种消息,好像我能起什么作用似的。”如今萧山已到处都是工业园区。“很早以前,就有消息说我们这个南阳化工园区要关停;后来又有消息说,它要在2007年底之前搬迁。现在又有消息说,它的排放已经达标了,不要搬迁了。前两天我家后面的那个镀锌厂给我打来电话,说再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,到5月15号一定把污染治理好。此前,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,说3月份会弄好,又说4月20号会弄好。但愿5月他们真的会弄好。”
■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,十几年来,在这味道笼罩下,村庄里一栋栋华丽的房子拔地而起
空气中一直有一种奇怪的味道。这种奇怪的味道笼罩了坞里村十来年。
这个村庄的房子,华丽、威风,一栋比一栋漂亮,一派富裕殷实,都是当地农民用血汗钱盖成的。邵关通说:“我们这里的人很看重房子,平时挣点钱,舍不得吃,舍不得喝,都攒着盖房子。”邵关通的房子在村里不算漂亮,比上不足比下有余,他们的家境还过得去。“可就盖这样的房子,也很艰难,我们的债去年才算还清。”
他家前面的院子里,种着杜鹃花、兰花、三七,旁边种着石榴、无花果和枇杷。54岁的邵关通走到我身边,点燃一根烟,“你看到那些石榴了吗?马上要开花了,红色的,非常漂亮,然后它们会结果子,到秋天熟了之后,剥开皮一看,里面全都黑烂了。”他让我再看看那棵枇杷,“过去枇杷结的果子有鸡蛋那么大,现在,只有鸽子蛋那么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