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2003年7月15日
早晨,我在钱塘江边的排污口看到了死鱼浮在污水中,就打电话叫葛建华拿照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。晚上,渔民戴金海和蔡本刚一起到钱塘江里去捕鱼,渔网刚刚放好,看见三号坝头的排污口在大量排污水。把整条江染成了红色,还看见小白点子在水面上浮动。
■2004年4月28日
劳累了一天,本想好好休息了,可旁边的热镀锌厂扔铁块发出刺耳的噪音,震动了整间房子,在家里像有地震一样。我就到该厂叫他们晚上不要吵了,这样旁边的人无法休息。
这样生产厂长走出来,说我没有权力说他们,并说我的性命是一文不值,这么一说,我就跟他吵了起来。下面发生的事我是无法忘掉,说了也嫌烦,不说了,气死我了……
■2005年9月30日
陈云买了一条江豚,电视台来拍电视,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说:“叫他们来拍污水他们不来,一条江豚就兴师动众,总这样下去人不可能像江豚,面临绝种时,谁又来给人类拍照?”
■2006年10月20日
我跟胡阿条说我们这里的环境不知该怎么办。事情越来越糟。她还安慰我说:“东英,事情慢慢弄下去不能心急。总有一天天会亮的。”我也在盼天亮的时候。
枇杷树和石榴树的旁边,有个小水塘,是他们家的鱼塘。那些化工厂、电镀厂搬来之前,这个水塘养着鱼,家里吃剩的东西,倒进去做饵料,一年能长一尺多长;放下去的螃蟹,也长得很快。现在,鱼塘里什么也没有,“有那么几条小鱼,天一下雨,鱼就浮头了,翻塘了。可以想像一下空气中有什么东西被带进了水里。”
院子中还有个水井,邵关通掀开压井的石块。三四米下面,可以看到静止的水,像生锈了一般,显然,水井已经长时间不用了。
我到村里随意采访,村民说:“过去我们家家户户都有水井,后来,水没法喝了,就改喝自来水,政府把水从萧山自来水厂用管子接了过来。可大家很清楚,自来水也取自钱塘江。可还是有那么几户人家,仍旧在使用井水。”
■她常为自己的身份困惑:我们到底是谁?韦东英说:“以前我们村里空气很糟糕的时候,来找我的人说,你们这不是人住的地方。可我们一直住在这里,今后还可能要住下去。那么我们是什么东西?”
她又处在另一个身份困惑中:“我们到底是谁?说我是农民?可我现在已经没有地,连口粮田都盖上工厂了;我们现在家里吃的用的,一切都是买的,吃的米,是东北大米,吃的菜,是别人种的菜;过去家里来了人,我们马上就能搞出一桌菜来,菜园里摘点蔬菜,杀只鸡,切斤腊肉,鱼塘里捞条鱼或者让我们老邵到河里打些鱼,都是很容易就办到的事。可现在,什么都得靠钱。一家三口人,村里每年给补贴‘土地出租费’1200元左右,平均一人一天一块钱。说我是居民?村里正在办的‘农转非’手续还没办下来,即使办下来,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的农业劳动,该怎么换算成工龄?否则,到了退休的时候,一个月拿个350块钱,怎么过?现在难道要把自己放到冰箱里冰起来,等有钱了再出来吃喝?”
随着媒体报道日益增多,社会对她所举报的问题越来越关注。“浙江省环保局局长戴备军曾经到我家里,对我们管工业的副镇长陆伟说:你们得想个办法,下个决心,要么搬工厂,要么搬村庄。总不能村庄也舍不得搬,工厂也舍不得搬。”
戴备军看得很清楚,坞里村不能再与工厂相伴而生。许多工厂,与村民的住宅就一墙之隔。一个叫钱月明的村民说:“过去工厂离村民的住宅还有那么几百米的距离,中间是水稻田什么的。如今,所有的田地都成了工厂用地了,工厂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”
韦东英对我说:“企业是在变化,南阳有了个污水收集中心,说是把污水收集到一起后,再输送到17公里外的污水处理厂去处理。水经过处理之后直接排到钱塘江中。一些企业过去白天明目张胆地排放,现在可能只能在夜间,在潮水大的时候,偷偷地排,让潮水带到大海去。”
钱塘潮自古是自然奇观。邵关通一年到头在钱塘江打鱼,他对钱塘江的变化最为清楚。他说:“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小山包上,就修了一座观潮城,许多人会在观潮时节,到那里欣赏潮水。可是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,这钱塘江的水,从十几年前,曾经被严重污染了。”
■她把信寄到国家环保局,连续两个月都没睡好觉,等信,然后终于有了回音
2004年春季的一个深夜,韦东英和丈夫来到钱塘江,一家排污口又在排污水,韦东英拍完照,正用空矿泉水瓶在出水处捞取水样时,不小心掉进了江里,差点遇险。
韦东英将取来的水样,连同照片一起交到了萧山区环保局,环保局核实后对排污企业作了行政罚款处理。几天后,那家企业再次向钱塘江排放污水。她有些失望。她在寻找有效的途径。
一天晚上,韦东英看电视,新闻上说的是某地一家企业排放污水的情况,不久,传来了那家企业已被关闭的消息。韦东英突然明白,环保必须借助
新闻媒体,让大家来共同监督。
韦东英当下就将思路告诉了邻居们,她起草了一份举报材料,连着两天,陆陆续续有一千多村民在上面签了字。材料,照片、水样,还有她的“环保日记”,韦东英准备得足够充分后,和几个村民一道,来到杭州找到浙江省的几家新闻媒体。随后,多家媒体先后派出了记者,到坞里村进行实地采访。